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若从1819年在槟城所建立的第一间私塾一一五福书院算起，已有205年的历史（截至2024年），其中经历无数的风雨波折，起落浮沉。

　　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开始便以民办教育的姿态出现。当时华人由中国大量移民到马来西亚当劳工。为了教育子女，就在会馆、宗祠、神庙或其他简陋的地方建立私塾，以方言媒介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或《四书》、《孝经》之类的经典古籍，以及书法、珠算等。

　　1898年 ，中国满清政府采纳维新派的主张进行教育改革，建立了新式学堂，并推行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东马最早的新式华校是1903年创立的沙巴古达区乐育小学，而西马的第一所现代式华校则是1904年创立的槟城中华义学,所教授的课程包括修身、读经、国文(华文)、外国语(英语)、历史、地理、算术、物理学、体操等。此后，各地私塾竞相仿效。五四运动之后，教学媒介语即由方言改为普通线年中国辛亥成功之后，马来西並华人由于受到中国的影响，兴学之风更盛，使华文教育出现欣欣向荣的盛况。截至1920年止，马来联邦共有华校181间，海峡殖民地则有华校313间。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英殖民政府推行“英文至上”的政策，英文教育是少数统治者的特权教育，对华文教育则漠不关心，让其自生自灭。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当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是中国侨民的教育，它的学制、媒介、教学法与教学目标等皆直接受到中国教育制度的影响。

　　1920年英殖民政府实施学校注册法令，规定凡满十名学生的学校便须注册，而且必须在课程、行政与卫生等方面符合殖民政府的要求。注册法令实施后，立即有十多间华文学校被取消注册，而且在1925年至I928年之间，至少有315间华文学校被取消注册。

　　英殖民政府这项法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华文学校，因为当时的马来西亚华文学校深受中国，特别是具有鲜明反殖与意识的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英殖民政府所不能容忍的。英殖民政府的这项措施引起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普遍反对，但仍强行实施，并将当时的华教左希泉、陈新政、余佩皋、宋林木、钟乐臣等递解出境。

　　英殖民政府在1924年及1931年分别在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增设专司华校事务的副教育提学司及华文学校视学官，加强对华文学校的管制。

　　1924年开始津贴华文学校，但数目微不足道。1924年津贴33000元，只占该年教育总开支的1.6%；1938年提髙至195000元，只占该年教育总开支的5.1%而已。

　　1925年，英殖民政府修正学校注册法令，授权教育提学司不准涉及所谓“颠覆”活动的教师进行注册。

　　据1937年马来亚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所提供的资料，当年华文学校学生共有86289人，约为英文学校学生的两倍。这说明了尽管受到各种压制，华文学校仍然蓬勃发展，表现了它的坚韧生命力。

　　根据另一项资料显示，到了1938年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已有华校1015间，学生91534人，教员3985人，马来属邦柔佛州则有华校245间，学生人数达14423人，至于东马，沙巴州1939年有华校59间，学生4779人；砂劳越州1938年已有华校144间。

　　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时期，由于抗日战争及马来西亚华族人民鲜明的抗日反侵略的正义立场，造成日军马来西亚华族同胞。在这种背景之下，许多反日的华校教师与学生惨遭，或逃亡，仅槟城州的钟灵中学，就有8名教师及50名学生殉难。

　　绝大多数学校停课，奉日军之命而复办的寥寥无几。许多校舍被破坏或占用，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期。

　　1945年日本投降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再度发扬热心教育的优良传统精神，奋力复办并全面发展各地的华文学校。经过一年的努力，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校已有1105间，学生172101人，教员4513人，复兴之快充分说明华族对子女教育的重视。

　　到了1955年，南洋大学在马来西亚和星加坡各地华裔群众热烈支持和欢呼声中宣告诞生，标志着本地区的华文教育已发展为由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但在同一期间，华文教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危机四伏。可惜的是，星马人民共同创建的南洋大学，只度过短短的 25年春秋（1955-1980）便为“英文至上”的星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所消灭。

　　面对着空前高涨的反殖斗争与独立要求，英殖民政府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与反殖传统的华文教育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企图伺机一举加以消灭。

　　1948年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后，许多华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被拘禁或遣送出境，—些学校，如雪兰莪州加影华侨学校，因此关闭。此外，为了杜绝乡村人民接济马共，英殖义者在《柏利斯计划》 下把57万乡村人民强行迫迁到像是大集中营的480 个新村，华校也由于迫迁和重建而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1949年英殖民政府的中央教育谘询委员会提出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来塑造“共向的国识”及提倡“育制度”，这项建议不但受到华人的非议，也遭到马来人的激烈反对。英殖民政府过后成立一个以巴恩为首的委员会，研究马来文教育所面对的问题。

　　1951年初，英殖民政府公布《巴恩教育报告书》，建议以官方语文（英、巫）为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华、印文学校，华人社团纷纷表示反对。1951年年底全国华校教师联合会总会（简称教总）于是应运而生，本着各族公民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及接受母语教育是基本的信念，争取华、印文与英、巫文并列为官方语文，主张各族母语母文教育一律平等，要求华文教育被承认为国家教育之一环，为民族语文与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展开不懈的斗争。此外美国教育工作者威廉·芬恩博士和联合国官员吴德耀博士发表了与《巴恩报告书》立场完全对立的《方吴报告书》，该报告书肯定了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制度，并强调它和促进马来亚国民觉醒是完全一致的。

　　后来的《1952年教育法令》接纳《巴恩报告书》的建议，宣布以英、巫文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华、印文学校，虽然《方吴报告书》强调华文教育的重要性，并建议政府承认及扶助华教的发展，使它成为马来西亚国家教育的一环。后来《1952年教育法令》由于财力问题及遭受强烈反对而不能有效执行。

　　1953年，马华公会联合教总和董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总会的简称）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通称“三大机构”，共同向政府争取华文教育公平合理的权益和地位。

　　由于《1952年教育法令》不得人心及不能有效执行。《1954年教育》便建议在华校开设英文班，企图逐渐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最终达到改制与消灭华校的目的；教总呼吁全国华校拒绝为政府开设英文班，粉碎了英殖义者的阴谋。

　　1953年，教总第一次提出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获得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答应将它列为该党争取的最后目标。1964年教总再度发起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却不获马华公会支持，以至功败垂成。同时，教总主席沈慕羽还因此事被马华公会开除党籍。

　　1955年9月政府成立以当时教育部长拉萨为首的教育委员会检讨《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并于1956年发表了《1956年教育委员会报告书》，通称《拉萨报告书》。

　　为了保持三大民族的团结以利向英殖民政府争取独立，《拉萨报告书》对教育问题作了—些调整，显示了开明的一面，其中包括：

　　可是，它在“最终目标”一节却以缓和的语气婉转地提出了“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教育政策，为往后的教育纷争埋下了伏线。

　　1956年，在教总的交涉下，教育部长拉萨答应不将上述“最终目标”列入法令中，使《1957年教育法令》显得比较合理，华教的危机也获得缓和。

　　尽管这样，政府仍然鼓励华文独中接受政府津贴金，改制成英文中学。在国家独立前，槟城州的钟灵中学、森美兰州的振华中学及柔佛州的昔加末华侨中学先后接受改制为国民型中学，但其他中学仍然站稳维护华教的立场，不为所动，肩负着艰巨的时代使命。

　　当时，吉打、槟城、霹雳、雪兰莪、柔佛等地的华文独中都曾发生，反对改制20条及驱逐超龄生。钟灵中学学生还写了“爱吾华文、爱吾钟灵”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