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以健身，是人类通过肢体活动来强健身体的最基本方式，也成为后来人类通过体育活动进而达到健体的最基本的特点之一。不过，人类对早期体育形式中所蕴含的动以健身功能仅仅带有一种朦胧的意识，只有当体育活动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需求后，以“动”健身才演变成为一种真正的有意识的生理需求，并在发展中形类从事体育活动时自觉感知的独特体育运动观。

　　在漫长的史前时期，随着人类体质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人类逐渐总结出了一些今天看来极其原始的用以保护自身的措施，这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卫生健体形式。如《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到远古时代黄河流域“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的情形时，先民们摸索总结出了“治宜导引按跷”的健身形式。这里的“导引”也叫“宣导”，“按”是指推拿，“跷”则为手足运动之意，即以此方式进行预防、治疗因各种潮湿而导致的关节病，进而达到健身的目的。说明早至远古时期，在黄河流域已出现人类所认知的以动强身的健身观念，这对于改善人类生活条件、增强人的体质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夏商以后，随着一些通过肢体活动进而达到身体康健方法的出现，人们的健身观念进一步增强。商周时期典籍《尚书洪范》记载的“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之人类“五福”中，涉及健康长寿的“寿”“康宁”“考终命”（无疾而终、享尽天年）就占了其中的三项，说明长寿已经成为人们向往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人们对动以健身的观念有了更切深的理解，如战国时期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尽数》，在论述人的健身观念时就提出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的观点，生动形象地阐明了运动与身体健康的密切关系。

　　在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战国初期“行气”铭玉杖首表面，刻有“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45字“行气”铭文。按照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的考证，这45字铭文实际上讲述的是人进行深呼吸的一个回合，这一呼吸回合描述的就是通过肢体活动进而达到气“动”的要领、过程和作用。而这一通过肢体之动进而达到呼吸之动的理念，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动以健身理念的发展与完善。

　　秦汉以后，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体育活动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一类重要的展现自身肢体与精神面貌的文化形态。而动以健身的运动观念就是这一文化形态最鲜明的特色，并突出体现在不同的身体活动方式和不同时期“体育达人”们的运动观念与实践中。

　　以传统健身为主旨的体育活动，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传统健身文化的继承和对外来优秀健身文化的借鉴，逐渐形成了后世体育发展的基本格局。其中，脱胎于生产实践、军事训练与战斗技能的射箭、摔跤、跑跳投以及水上与冰雪活动等，无论其竞技方式，还是肢体活动特点，本身就是促进人们健身的一类运动形式；而具有技击和保健特色的武术，更是将肢体健身与竞技、表演融为一体，成为健身运动的直接呈现形态；至于具有娱乐竞技特色的球类活动，既有以足踢之的蹴鞠、执杖捶击的步打球与捶丸，还有骑马执杖击之的马球，这些球类活动将技巧性与健身性融为一体，成为古人健身的特色项目；此外，在中国古代民间，还盛行着大量展现地域、民俗时令与休闲特点的舞龙、舞狮、秋千、陀螺、高跷、跳百索等活动内容，这些普及于民间的娱乐、休闲性身体活动，成为不同时代广大民众最为喜闻乐见的健身运动。在中国古代庞大的体育系统中，还有一类具有益智特点的棋牌博弈类活动形式，这类项目虽然以益智为主旨，但同样体现出动以健身的“运动”特色。

　　在上述身体活动的发展与演进过程中，各类运动形式中动以健身的特色也通过不同时期“体育达人”的切身实践和观念表述得到多方面呈现。

　　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华佗，从医学保健的角度，根据人的生理特点，运用医理阐述了人的身体活动：“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三国志方技传第二十九》）华佗说的“动”，指的就是人在体育活动中所做的肢体运动，而这一体育活动之“动”，可以加快的新陈代谢过程，故病不得生。其中提及的“劳”的体育活动之“动”，是华佗“动以健身”运动观念的根本，而“不当使极尔”则是其运动观念蕴含的“度”。正是在此启发下，华佗的学生吴普、樊阿等人坚持按照其创作的“五禽戏”进行锻炼，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其中吴普“年将九十，耳不聋，目不冥，牙齿完坚，饮食无损”。

　　唐初医学家兼体育健身家孙思邈，从医理角度在《千金要方》等著作中展示了自己的运动观并终生实践，成为中国古代一位高寿的“动以健身”理念的实践者（享年101岁）。他认为：在身体锻炼中，“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尔。且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运动故也”（《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七养性》）。孙思邈“动以健身”的运动观，与战国时期《吕氏春秋》的主张、汉末华佗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反映出身体合理之“动”的健身观念，已经成为中国古代体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也是一位践行“动以健身”观念的“体育达人”。唐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发动叛乱，嫉妒贤能的奸相卢杞怂恿唐德宗派年逾七旬的颜真卿前往劝谕，希望借李希烈之手杀掉颜真卿。面对不归路上的危险，颜真卿在众人面前展示了一套超级跳跃技巧动作，只见他“取席固圜其身，挺立一跃而出。又立两藤倚子相背，以两手握其倚处，悬足点空，不至地三二寸，数千百下。又手按床东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唐语林补遗二》）。颜真卿先用席子围住身体，然后一跃而出。继而将两把藤椅相背而放，双手握住椅背，双足悬空多次做曲臂伸腿动作。最后手按床由东南角跳到西北角，来来往往跳跃五六次。颜真卿在这里除了展示自己强健的体魄，同时也在告知世人，假若有朝一日不归时，依这样强悍的体格，绝不是疾病所致，必是殉节所为。一位老人能身手矫健地做出如此与众不同的高难度跳跃动作，显然是平时坚持锻炼的结果。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宋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尤其是宋代文人羸弱怯懦、不习武事的风气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北宋的文学家苏轼不仅在文艺领域有很深的造诣，而且是“动以健身”运动观的实践者。苏轼认为，对于人的身体运动而言，“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苏轼《教战守策》）。正是基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的理念，苏轼一生尤其喜好登山，认为登山时“俯仰山林之下”，可以“养生治兴，行义求志”，而其《题西林壁》中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他在游历庐山时留下的著名诗句。

　　明代著名体育活动家冷谦，亦是一位高寿的“体育达人”，《明史》记载他享年150多岁（显然有些夸张），这应该和他终生遵守“动以健身”运动理念与独特的运动实践有着密切关系。冷谦在其著作《修龄要指》中指出：“身体常欲小劳，流水不腐，户枢不朽，运动故也。”进一步强调了以“动”为主的健身理念。值得提及的是，冷谦除了在书中介绍最为普遍的肢体健身运动，还汇集了一些简单易行的通过身体局部微小活动达到健身目的的“微运动”。如在其汇辑的“养生十六宜”中提出的“面宜常擦，发宜常梳，目宜常运，耳宜常凝，齿宜常叩，口宜常闭”等“微运动”形式，就将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习性动作与运动健身密切联系了起来，真正实现了“动以健身”运动理念的大众化。

　　清初著名教育家颜元，在其教育生涯中，对体育健身尤为重视，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学术体系中。“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是其最著名的体育健身主张，并将这种以动图强的思想提高到体育强国的高度。从1895年严复先生发表的《原强》，到1917年青年时期的同志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体育之研究》，都从颜元“动”与“强”的健身、强国思想观念中受到过启示，反映出中国古代体育发展到清代，其动以健身的运动理念已经有了新的升华，并对中国近现代体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世界所有古代文明中，每一个古代文明都有其形式多样、风采各异的体育活动，且都为后来世界体育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体育形式受地域和文化环境影响，其个性发展始终以“西方”和“东方”两种主要形态不断地丰富、充实着，且在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作为东方体育文化典型代表的中国古代体育，除了有着丰富多彩、种类齐全且绵延不断的活动形式，其所蕴含的动以健身运动理念，与以古希腊传统体育为基础的西方体育注重“形体之美”特色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古代体育更强调体美合一的“内外兼修”，且动以健身理念亦建立在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基础之上。因为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其所理解的体育既是一种强体活动，又不失为一种地地道道的身体的健美之举”。

　　总之，中国古代体育运动是一种以“动”促“健”的运动形态，通过动以健身观念的实践进而促进人的内外兼修，是以中国古代体育为代表的东方体育文化相比于以古希腊传统体育为基础的西方体育文化的最突出特色。而不同时代的医学家、养生学家乃至“体育达人”对动以健身理念的推崇与实践，无疑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体系中独特健身运动观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⑤崔乐泉、翟翠丽：《〈体育之研究〉创作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渊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